提起现代经济学大师，人们往往“言必称美国”。这也难怪，美国确实聚集了一大批世界上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但中国也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其中就有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华中理工大学的张培刚教授，也有对现代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等诸领域皆十分精通的经济学家，如胡代光教授、高鸿业教授、吴易风教授等著名经济学家。《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第二辑）》（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收录了张培刚、胡代光、高鸿业和吴易风等四位经济学家。他们不仅学术上很有造诣，而且身上还有许多人生宝贵的“稀缺要素”，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希望通过本书，读者可以有所裨益。
为了做好本辑对话，笔者与本书的四位主人公有较长时间的接触，包括面谒和书信往来。其间所见所闻了一些令人难忘的故事，未免生出一些现时已经不常有的感慨来。
（一）学好经济学，要有使命感。张培刚教授早年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经济学科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并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1949年哈佛大学出版了该论文的英文本。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张伯伦、萨缪尔森等著名经济学家都曾先后获此殊荣。张培刚教授因此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值得中国人骄傲，而他的一番话却更令人深思：“如果我没有青少年时期在农村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没有大学毕业后数年工作的实地考察，我是无法写出《农业与工业化》这样的论文的。”他从祖国的贫穷和落后，从西方发达国家的近代史中正反两方面认识到我国要想振兴经济，变落后国为先进国，必须实现工业化。他把他的这种使命感化作学习的动力，所以他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绝不是偶然的。改革开放以来，张教授致力于新型发展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并且取得了重大成果，成为经济理论界的“常青树”。
（二）“梅花香自苦寒来”。胡代光教授早年的求学经历十分坎坷，在上研究生期间，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变卖妻子仅有的一支金手镯，到1946年的春节连买半斤猪肉的钱都要靠借债，其艰辛可想而知。清贫的求学生涯激励着他发奋读书，并把清贫化作满腔的报国热情，他从进步书籍、万里长征和抗日战争中看到了一条光明的救国之路，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此，即使遇到挫折，也能锲而不舍，终于成为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代名师。这对今天我们的莘莘学子犹有启发意义。
（三）有一首打油诗最能刻划高鸿业教授的爱国报国情怀：“落叶归根意未休，甘跑龙套跟旗走；愿为梨园添春情，不卖色相充名优；末座有愧冷板凳，寸草报晖暖心头；老来犹唱满江红，只缘群夷窥神州。”高教授早年留学美国，并取得了博士学位。是留是返？他选择了回国。对此，高教授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与那些定居美国的同学和朋友比，自己现在的物质生活是差了许多，但他认为，他们在享受了优越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却付出了一生为外国服务的代价。尽管在有的人看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代价”，然而，高教授很看重这种代价。而且，在高教授看来，如果当年他也留美不返，作为一个“二等公民”，决不会取得比今天更大的成果。在谈到这一点时，高教授的语气异常的坚定。对于他曾在国内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他轻轻带过，更多的时候，他是对自己为国家做得太少而自责不已，他用经济学家特有的方式说：“有的时候，我甚至感到羞愧，怀疑自己对祖国贡献的那点微不足道的力量是否能补偿自己从她那里取到的报酬。”如果以高教授作为一个坐标，应感到羞愧的人当不会太少。
（四）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吴易风教授应该算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有学者称吴教授为“两通”经济学家（既精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精通西方经济学），但吴教授不以为然，他笑言：“再加一通，我就成‘三通’了。”他为学的严谨和为人的谦逊一样，在经济学界有口皆碑。他的专著《英国古典经济理论》是应商务印书馆之约而写的，写作该书时条件极其艰苦，最初一段是在北京大兴县劳动基地一边养猪一边写作的。初稿出来时，他“越看越不满意”，“这样的书稿决不能交给出版社”，于是推倒重来。他六年如一日，“板凳一坐十年冷”，终于完成了全书50万字的写作任务，出版后获得“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在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时，他主张广泛地占有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材料，而不能只关注那些支持自己主观愿望的材料；在提出政策主张时，他反对“乱开药方”，主张先用正确适用的理论来“会诊”，然后“对症下药”；他反对刮风更反对跟风；在开展学术批评时，他既有过硬的理论功底，也有足够的学术勇气。所有这些特点，都与吴教授自身治学的严谨是分不开的。愿这种精神能对多少受到“浮躁风”侵袭的学界有所启发。
在我国经济学界，像这样值得我们学习的经济学家有许多，我们很抱歉在本辑对话中没能把他们请进来，这对读者来说未尝不是一件憾事。恳请读者允许我们以后在第三辑、第四辑……作补偿吧。
 |
